：古希腊与古埃及的文化与艺术的复兴

说起史前，据说启蒙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米利都三英雄”是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 希腊数学和几何学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曾两次访问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并将那里的史前文化带回希腊，为现代文艺复兴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因此，“文艺复兴”是指14世纪至16世纪欧洲学者，主要是意大利城邦，对源自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化艺术进行的复兴和再发展。

也就是说，西方文明数百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文化成就，源于欧洲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发展。 例如，提出正确的天体运动理论的人不是伽利略，而是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西方哲学之父泰勒斯。 因为早在公元前585年，泰勒斯不仅准确地预测了日食的发生，而且还指出日食的发生是由于月球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移动而引起的。 正是这一推测被发明天文望远镜的伽利略所证实。

比如“原子论”的提出者也是两位古希腊人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

演绎法的鼻祖是亚里士多德。

那么古希腊时期这些改变现代社会的先进认识从何而来呢？ 起源于古巴比伦和古埃及，这两个神秘的史前国家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能够建造金字塔和空中花园。 再想想我们三星堆，是不是很神奇？ 也许并不神奇。 因为有一种说法，三星堆文化因西伯侯姬昌讨伐古蜀国而灭亡。 古蜀国很可能是与殷商平行的夏朝的延续，是一个能疏浚九州河、开九寨、移山填海的史前国家。 你有没有想过，或许史前文明所达到的文化艺术高度是现代所无法企及的？ 本章所讨论的微妙深奥，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古善道士”的行为。 正如《道德经》中提出的许多治国信条，如“圣人之政”、“济风”、“执一为天下风”等，它们也源于神秘莫测的史前时代。文明。

据《庄子》和《史记》记载，大洪水之后，曾经庞大而完整的史前义学文化（义学：响应自然变化的古代文化）分裂为数百个思想流派，其中“ 《大学》是一部重要的遗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中的所有内容都来自史前。

南宋大学士朱熹从《礼记》中摘录《大学》时，对《大学》进行了重新整理，将原文分为《经》和《传》两部分。 。

按照朱熹的分析，《大学》开头的几百个字就是“经”，是“孔子的遗产”。 它们是孔子编纂六经时遗漏或误删的史前文献。 所幸曾参保留了它，并加上了“传”（传：释经的体裁）。 而“万事皆有始有终，万事有始有终，知其先后，则得捷径”，是“继承三纲之志，揭示八纲之详”的关键环节。经文中的“眼睛”。 因此，学习《大学》首先要明确“三纲八目”，即落实“大道之学”的三个目的和八个具体步骤。

《大学》一文认为，学习大道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明德。 也就是说，它清楚地展示了驱动太阳、月亮和星星运动的拟人特质。

将自然科学哲学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最大特征。 早在《黄帝印符经》中就有“愚者视天地文化科学为圣人，我视时间物象文化哲学为圣人”的相关记载。

虽然中国古人也认为天地之理不随个人感情（天地不仁），但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会因尧圣而存在（不为尧而存在） ），并且它们不会因为杰的猛烈Die而存在（不是因为杰）。 但天地法则所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是真实可信的，是毋庸置疑的。 如“神有善生之德”，就是说天地有养万物的规律，春生夏长。 拟人化后，形成了对“神有善生之德”的规律性认识。 但也有与养生法则相反的秋收、冬藏、采集的法则。 因此，近代以前的历代中国政权，大多秉持“秋后问斩”、不伤天害理的原则。 本意并非不杀，而是根据时间地点选择合适的行为，参与同天地的修炼。

虽然宋明理学之前对“明明德”的解释是——显神明德。 但丽华认为，这种解释并不妥当。 由于它过于抽象，缺乏实验性，无法用现代科学理论来检验。

两千五百多年前，大觉释迦牟尼为何预言当今时代将是一切经典毁灭的末法时代？ 因为记载真理的经文也需要与时俱进，接受不同时代的考验。 因此，释迦牟尼悟道后，早在2500多年前就反复考虑用什么合适的方法向世人讲清宇宙的真相。 于是就有了“三千大千世界”，微观和宏观的宇宙、时间、空间观。 并用自己的言行和事来证明这个真理。 但今天与过去不同。 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像孔子、佛陀、耶稣这样的人很难通过他们无与伦比的魅力和他们每天经常实践的简单原则来说服人们行善。 因此，立华坚信，中国传统经典必须接受现代科学的实践检验，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此，已故中国传统文化大师南怀瑾预言，未来的佛菩萨一定会出现在科学界，而不是出现在遥远僻静的寺庙里。 请相信，这不是一句随意的评论，而是我发自内心深思熟虑的言论。 因为佛经里有很多奇怪的说法，只有用现代科学才能证实。 比如，大千世界和小千世界的时间流逝差异就是——“转眼间生死九百”。 大千世界转眼间，小千世界就会经历无数次的生灭（时空的爆炸与崩溃）。 更何况“一碗水里藏着八万四千只昆虫”的说法早已被现代科学所证实。

总而言之，东方儒释道文化中还存在着许多古老的谜题，只有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解决，等待着后人去发现和解决。

《大学》一文的第二个目的是“新民”（而不是亲民），让所有人都能在永无休止的自然变化中与时俱进，始终保持步伐。与自然变化同步的更新和进步。

第三个目的是“止于至善”，使人们的行为止于适合自然变化的吉祥程度。 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无过失，无卑无耻”的终极运用——中庸之道。

不过，《大学》一文也指出，要想实现三项基本原则，就必须按照“八项”的基本顺序一步步进行。 因此，通过倒叙不断地阐明真相：“古之欲立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治其家。”欲修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必先诚其心。心诚者必先知其真，欲知必察，察而知，知后诚，而后诚，心若正，则身体修末法时代的预言，身修则家齐，家齐则国家治，国治则天下平。”

“平天下”的意思是给世界带来和平。 只要治理得当，世界就会没有纷争、没有诉讼、有和平。 它并不像消灭世界或使用武力统一世界那么粗暴和简单。 所以，世界和平的基础是治国，通过适当的治理来实现国家和平、人民和平。 国家太平、人民太平之本是齐家，用合理有效的手段来齐家。

俗话说：“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 如果你连家庭都管理不好，你还有什么能力，怎么可能有能力治理好国家呢？ 所以，治国之本在于齐家。

齐家的根本是自我修养和个人品德的树立。 因为如果你想让家庭秩序井然，你就必须受到高度尊重。 获得崇高道德地位的方法是公平无私地对待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因此，齐家的根本是修身养性，是个人品德的树立。

至此，便是大道之学中的异王之道，也是《德经》的主要目的，王治的确立与实际运用。 因此，《德经》从德入手，论述真德与伪德的区别——上德非德，故有德。 有德不是失德，而是有德。

老人说，真正的道德不是以道德为法律，而是批评任何不道德的人。 相反，我们应该用一颗关爱的心去包容这个世界的过错。 虚伪的道德则相反，以道德为武器，不愿放下所谓的道德，总是指责任何人不道德。

成就外在王道的基础是内在圣心的建立。 内圣心的建立按照基本顺序分为四个步骤。 首先是树立公正心——正心。

世界是为了共同利益是什么意思？ 据《礼记》分析，无私有功。 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 不要因亲疏远近而徇私舞弊，造成德祸不相称。

然而，树立公平之心，不能自欺欺人，而必须真诚，从心底认识到公平才是维系世间万物和谐运行的真理。 所以，正心的基础是真诚，使心真诚。 与其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如说是刻板的真诚或虚伪。 就像你不能因为别人称赞你就去做好事一样。 我们应该像孔子、庄子那样，真诚地认识到社会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和谐整体。 因此，孔子一贯以忠恕的精神对待大众：“子欲立，可以助人；子欲成，可以助人”。 庄子认为道是独一无二的，秉承“天地与我并存，万物唯我独尊”的和谐精神。

因此村门牌坊，真诚的基础是达到明知的终极境界。 因为只有认知的极致，才能真正让人心变得真诚。 关于认知的终极，《庄子》中的解释是最权威的。 庄子曰：“知天地之所为，知人之所为，是也”。 知天地之所为，进而知人之所为，这就是认知。 知识的终极。 这就是《易传》中不折不扣的“圣人天地何德乎”的仿天地精神。 人类既然在自然界中生存繁衍，就必须首先了解天地的自然运行规律，才能纠正自己的行为，使其与天地的发展相一致。 否则，寒冬耕种、春天挖苗的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知识的基础是研究事物，探索世间万物的运行原理。 明代大儒王阳明在“格物”问题上犯了巨大错误。 他本指望用自己的竹子悟出天地的道理，结果却吐血了……直到晚年，他才终于明白了“圣人之道”。 “吾性自足，不求外物”，这是鲁王的哲学。

王阳明认为，成圣的道理其实已经在每个人心中，何必去祈求外在的事物帮助呢？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凝结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行为共性——良知。 如勤劳、无私、仁爱、和谐等民族精神。 因此，随着中国不断加速崛起，一些西方有识之士敏锐地认识到，中国人民始终能够共同创造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因为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个文化传承。

准确地说，是一种遵循天地规律、效法自然的自然价值观的传承。

但正如李华之前所说，任何自诩的真理和伟大，在当代如果不能接受自然科学的严格检验，就只能成为流于形式和值得商榷的废话。 正是为了弥补这一文化短本，梨花不遗余力地将天文计算引入到《道德经》的注释中。 尤其是《陶经》的注释。 因为它是“道经”，是“德经”的基础，其目的是树立内心的圣人，树立无私公正的心。 因此，梨花才在上一篇文章中说，道经的目的是“明天地之理，知自然，明诚信，明正义”。 “德经”是“道经”的社会应用。 两者的关系同体与用，有内外之别。 所以，《庄子天下篇》记载，大道未分之前，“内圣外王”本是一体。 任何一个国王都必须有一颗宽容所有人的圣心。 正如《鲁王新学》“知行合一”的宗旨一样，道经是知，德经是行。 两者是一体的，不能分开。

“知即行”的命题，是指适应自然变化的良性认知，能为行为指明正确的方向，从而获得吉祥的结果； “行是知之努力”，日夜不懈的积累弱点就是成就。 这是圣人一生都需要练习的个人技能。 寓意是良心主宰心灵、做好事、尽职尽责。 所以经上说：“道为弱者”。 荀子引用这个道理来鼓励学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不能成江海。马可以”。一跃不能迈十步，马能驰十步，其功德在于持之以恒。” 陶渊明也引用了这个道理来鼓励学习：“勤奋学习，就像春天里长出的幼苗，如果不看到它的生长，它就会日渐长大。辍学就像一块磨刀石。如果你看不到它的损害，你就会每天遭受损失。” 两者都是关于减少收集以赚取更多。 循序渐进的自然法则。

同时，更重要的是，微观聚合成为自然创造的宏观原理！

不知道你能否理解相互交织的古代数学概念和原理、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哲学的起源和应用？ 梨花之所以反复强调大同世界的基础是相互包容的和谐观念，其依据也是源于天文学的观察。 第一章之所以进行如此多的天文计算，是为了证明天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时间与空间的共生、相互转化的规律。 这个问题早在16世纪就被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认识到，因此开普勒第三定律也被称为“调和定律”。 调和什么？ 调和的是天体公转周期的平方与天体轨道半长轴的立方之间的平衡关系。 正如《西辞传》中记载的，易学所立的数卦——达天地，靠数！

但牛顿将和谐律中的平衡规则引入到了世间万物的物理规则中，例如牛顿力学中作用与反作用相等的平衡问题。 因此，有句话说，牛顿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统一了天地的物理规则。 只是牛顿由于时代的限制，未能认识到时空平衡规则的扭曲问题。 因为在牛顿建立的绝对时空理论中，时间是平坦的，即时间在时空中的任何位置都以相同的速率流逝。 但爱因斯坦却打了牛顿一巴掌，并通过原子钟实验反复证实了空间和时间并不是平坦的。 例如，珠穆朗玛峰和海平面之间，或者国际空间站和地球表面之间，时间流逝的速度不同。 因此，GPS卫星定位系统需要根据时间和空间位置的不同（本质上是重力大小的不同）来调整各自时钟的流逝速度。

也就是说末法时代的预言，爱因斯坦关于引力会造成时空扭曲的物理猜测是正确的，因为早在牛顿时代，牛顿就已经意识到引力的大小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但正如相对论所示，引力所能造成的时空扭曲程度也与引力的大小有关。 这样，就以八颗行星中距离地球最远的海王星为例。 海王星的轨道和地球的轨道虽然共同受到太阳引力的影响，但它们都围绕太阳旋转。 但它们承受的太阳引力的大小是不同的。 因此，海王星轨道和地球轨道的时空扭曲程度也不同。

那么为什么海王星的平均轨道速度是每秒5.43公里呢？ 因为海王星轨道的平均太阳距离（海王星轨道距太阳的平均距离）与地球轨道的平均太阳距离（地球轨道距太阳的平均距离）之比为30.06比1，并且30.06的平方反比（根）约为5.4827……这样，地球轨道的平均公转速度为每秒29.784公里。 如果地球轨道与海王星轨道的时空畸变比为5.4827……结果就是海王星轨道的平均公转速度为每秒5.43公里。

同理，火星轨道日均距离与海王星轨道日均距离之比为30.06Au比1.5236Au，归一化结果约为19.73比1。19.73的平方反比（根）为大约4.44。 这样，用火星轨道平均公转速度每秒24.13公里，除以4.44……结果也是海王星轨道平均公转速度每秒5.43公里！

上述计算表明什么？ 这说明，无论是相对论对时空扭曲的推测，还是古代科学对时空“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的预测都是正确的。 这表明海王星轨道上的平均时间流逝速度比地球轨道上的平均时间流逝速度慢5.48倍。 它比火星轨道上的平均运行时间慢4.44倍。 假设你是一名驻扎在海王星空间站的宇航员，你的平均寿命可能高达380个地球年（换算成地球人的平均年龄70岁）。

换句话说，原子钟实验测量的是近地轨道上由地球引力引起的时空扭曲。 对于整个太阳系以及太阳引力造成的时空扭曲效应也有效。 因此，牛顿对万有引力的预言也是正确的！

但你有没有想过，造成时空扭曲的现象的本质是什么？ 中国古代科学认为，道连为一（时空一体），天地、时空、阴阳相生。 即当重力作用于空间的距离相对增大时，其作用于时间的速率会逐渐减小，从而保持空间与时间的平衡关系。 这就是《庄子·天地》开篇所描述的古代时空理论——天地虽大，却分布均匀！

不管你信不信，人类即将踏上火星探险之旅。 如果你尝试一下原子钟实验你就会知道。 但我很怀疑以自然科学为荣的西方世界能否正视中华民族以“以己之道”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殊之路。 这让李华想起了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当科学家费尽心思爬上高山时，却发现神学家早已坐在那里。 所以，梨花更加担心了。 一些牢牢占据科技话语权的人能否放下高贵，坦然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辉煌复兴？